家族政治是“带有家族色彩的政治现象，即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政治生活以家族关系作为主要纽带”，通常表现为“政治组织抑或政治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血缘色彩，是传统时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
本文认为，沙特家族政治是以血缘或婚姻为基础的沙特家族进行权力博弈并对国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国父伊本·沙特直系后裔的家族关系、政治活动和权力博弈，同时也涉及沙特家族其他支系以及姻亲家族的政治联系和政治活动 。
沙特的家族政治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家族成员之间以血缘或婚姻等人际关系为基础，涉及收养、过继等情况 。第二，家族表现出政治组织的特性，超过了纯生活团体的形态 。第三，家族内部权力博弈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其形式包括争夺王位、王位继承权或执政权，以及围绕军权、行政权等权力分配的政治斗争等 。对国家政治不产生影响的家族日常活动不属于家族政治的研究范畴 。
沙特王国是“国王代表沙特家族实行的君主制”，其中沙特王室政治是王国内政外交的中枢关键 。这恰如沙特国务大臣尼扎尔·本·奥贝德·马达尼（Nizar bin Obeid Madani）所言：国王总是与王储、王储继承人和资深的皇室成员协商，同时国王在制定政策前也吸取各个权力机构的意见，如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等 。而这些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往往仍是沙特家族成员 。沙特协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斯克尔（Abudullah Alasker）曾表示，“（沙特）国王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总是与资深的王室成员进行协商” 。这表明，沙特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源于该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其核心环节是王室内部通过协商制度达成共识 。
沙特家族政治争斗导致外交政策趋于进攻性，这可以从权力争夺和压力转移的视角进行解读 。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不过是权力斗争这一现象的两种不同表现……一项政治政策所寻求的，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 。从非理性决策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扭转了理性人假设，即“人”在决策时并不总是理性的，而是取决于因自身位置不同对风险预期的差异 。当可能发生损失较大的后果时，“人”不倾向于采取风险行为；当其预期回报很高时，多数“人”宁可冒较大风险以取得预期回报 。沙特家族统治权即为王国的最高统治权，结合权力政治与非理性决策观点，对于沙特家族内的执政者和权力角逐者而言，只要确保维持、巩固或展示统治权力这一最大政治利益，他们很可能会采取冒险的对外决策，以达到争夺权力的目的 。最高权力角逐的残酷性和内部分裂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寻求通过向外部转移矛盾的方式来缓解或压抑内源性压力 。正如阿拉伯谚语所说：“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堂兄弟联合起来反对外人！”
在沙特“家国式”体制下，当国家权力核心——沙特家族内部权力争夺激烈时，内部压力增大，便形成相互对抗的分散式权力形态；当权力斗争相对缓和时，内部压力较小，便形成垄断性或共享式权力形态 。国内压力和权力分享形态的差异，会迫使当权者或权力角逐者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 。当国内压力增大时，掌权者出于转移国内压力的策略需求，会倾向于对外示强或挑动与他国紧张关系来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支持 。正如以色列前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所言，“卡塔尔乃至伊朗都不是沙特真正的问题，利用外部敌人来化解国内矛盾是沙特统治者最有效的手段” 。当面对分散敌对的权力形态时，权力角逐者会倾向采取“突破性”的对外行为来掌控重要的权力部门、凝聚权力，因为对外事务往往涉及军事、外交、安全、经济等诸多权力机关 。反之，当内部压力较小、垄断性或包容的共享式权力形态形成时，当权者没有转移压力和聚集权力的紧迫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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