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在外交上长期秉持内敛保守的防御性政策，但也有过数次对外展现进攻性姿态的情况，如1958年策划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1962年与埃及在也门对抗、2015年至2017年对也门和伊朗采取一系列外交攻势等 。本文试图解释沙特在上述时期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的家族政治因素及其限制条件 。
二、沙特对外政策转变的既有解释路径及其缺陷
学界关于沙特对外政策转变的解释路径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
第一，外部势力影响论 。此类观点认为，沙特地处冲突矛盾聚集的中东地区，在政策制定上难以抵御外部势力的影响，其中尤以美国与伊朗两国的影响最具代表性 。
一方面，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美沙特殊盟友关系，使得沙特的对外政策深受美国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东研究项目前主任雷切尔·布朗森（Rachel Bronson）将“石油换安全”视为美沙关系的基石 。美国国会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布兰查德（Christopher M. Blanchard）认为，数十年来沙特在武器装备、军事培训、后勤服务和国内安全等方面高度依赖美国，并在外交事务上积极配合美国 。但两人的论述忽视了美沙关系的内部张力与利益冲突，难以有效解释沙美两国在“9·11”事件、巴以问题、叙利亚战争、也门战争等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更无法解释沙特主动采取违背美国意愿和利益的外交方针 。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认为，在“9·11”事件前夕，沙特已经开始“反对影响其国家利益的美国政策，以此对抗小布什总统”，两国在很多领域已经“非常疏远” 。
另一方面，沙特对外政策的制定深受伊朗的影响 。沙特王室成员、前驻美大使图尔基·本·费萨尔亲王认为，“伊朗是沙特外交的首要问题” 。另一位王室成员费萨尔·本·萨勒曼亲王则认为，“伊朗曾是海湾地区的主导国家，承担这一地区安全防护的任务”，因此是沙特“重要的安全依赖” 。学者吉拉罗伊·玛玛德库尔（Jiraroj Mamadkul）、贝尼德塔·伯提（Benedetta Berti）、约埃尔·古赞斯基（Yoel Guzansky）、阿里·哈希姆（Ali Hashem）等也都认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影响了沙特对外政策的制定 。总体来看，这些学者的观点过多地聚焦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个别事件，忽视了沙特对外政策整体考量，难以有效解释1979年前沙特对埃及、也门等地区国家政策转变的动因 。
第二，宗教因素影响论 。沙特是伊斯兰教发源地，坐拥伊斯兰教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 。沙特家族与以谢赫家族为代表的瓦哈比教派建立了政教联盟关系 。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伊斯兰教在沙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并对该国对外决策发挥着较大作用 。牛津大学学者托比·马蒂森（Toby Matthiesen）从教派政治的视角提出，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海湾地区教派冲突与政治博弈逐渐融为一体，而沙特出兵压制巴林什叶派抗议示威、支持埃及军队推翻穆兄会政权、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处理“伊斯兰国”问题等行动，都受到国内宗教因素和教派政治的驱动 。不同于教派政治论，美国学者肖恩·帕格（Sean Pager）认为，伊斯兰教是沙特行为的最高指导方针，在与伊朗、埃及竞争以及“敌视”以色列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中民和涂怡超等中国学者则认为，“泛伊斯兰主义外交”和“宗教外交”的外交传统对沙特传播伊斯兰主义、对抗不同宗教和派别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增进或损害了沙特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
透过宗教视角来审视沙特对外政策，凸显了沙特固有的宗教特性，但宗教因素对沙特对外交往的影响往往被放大 。整体来看，沙特外交同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各类复杂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与宗教无关 。例如沙特与主要盟友美国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关系，与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均不受制于宗教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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