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综合因素影响论 。外部势力和宗教等单一因素难以有力解释沙特对外政策的整体性和长期性变动问题 。以海湾问题专家蒂姆·尼布洛克（Tim Niblock）、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雷·塔基亚（Ray Takeyh）、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乔治城大学教授盖德·诺尼曼（Gerd Nonneman）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沙特对外政策的转变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尼布洛克教授认为，沙特的外交决策受到国内反恐和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双重压力 。塔基亚则认为，沙特的新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大国外交和地区局势的影响，正从依赖型大国转向依靠自身来应对挑战 。基辛格则强调，沙特对外政策受到沙特家族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影响，沙特家族“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而伊斯兰教对“王国建立和军事扩张”至关重要 。有别于二元因素影响的观点，也有学者注重考察沙特对外政策所受到的多重因素影响，盖德·诺尼曼、穆萨德·阿卜杜拉·纳赛尔（Mosaed Abdullah Nassar）、姜英梅、马达维·拉希德（Madawi Al-Rasheed）等学者均认为，沙特的政策导向受地缘政治博弈、宗教、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
综合因素影响论糅合了影响沙特外交决策的各类因素，将内因与外因都囊括其中，尽可能涵盖了影响沙特外交行为的各种潜在因素 。但由于存在双重或多重因素的动态转变和相互作用，该观点难以持续检验沙特外交政策的波动，无法明确沙特对外行为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此类论点的主要缺陷 。
学界现有研究虽注意到沙特易受到国际强权、地区强国、宗教、食利经济等外源性变量的影响，但对以沙特为代表、具有前现代特征的中东国家政治体系的内部张力与政体特征论述不足，难以充分解释沙特对外政策趋强的转变 。长期以来，学界尝试从国内政治或内外政治结合的视角审视对外政策变化的理论脉络 。国内争斗——无论是政党斗争或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分歧，还是最高权力之争——都会自然地延伸至外交领域 。2003年英国国际研究协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强调，“对外政策永远不能脱离其国内背景的发源地，没有国内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对外政策” 。
关于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学界存在不同形式的阐释，主要有政体差异、国内社会压力、官僚政治理论、宪政结构论、社会发展、国内利益集团、领导人性格因素、国内观众成本等诸多理论解释，但这些解释对沙特独特的“家国一体”政体结构的适用性较弱 。在沙特国内，王室之外的社会力量极少参与政治，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难以对决策构成实质性制衡，官僚政治受到王权约束较大 。对于为数不多的以沙特为代表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或家族王国，学界鲜有针对“家国一体”体制外交变动的系统性理论解释，既往文献也较少涉及王权体制和家族权力机制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的作用 。以上理论解释所强调的国内政治结构、利益集团、领导人因素与国内观众成本等，都未能涵盖其核心政治集团——沙特家族与对外政策变化的研究路径 。
三、家族政治与沙特进攻性对外政策的关系
以“沙特家族”命名并实行统治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是全球最具家族政治特色的国家之一 。沙特家族政治在国内政治与权力系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希拉尔·卡尚（Hilal Khashan）认为，沙特政治具有典型的内在特征，其外交政策具有部落主义的基础 。海湾研究专家麦克尔·赫布（Michael Herb）强调统治家族而非王朝体制扮演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决定性角色，王室成员把持着各关键职位，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 。蒂姆·尼布洛克教授甚至以王国的单一“执政党”来代指沙特家族，认为该家族具有典型的政治集团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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