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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离婚骤减5成，是政策“抬高门槛”还是上辈“垂帘听政”？｜文化纵横( 五 )


如此看来 ， 离婚干预的反对者可能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崇尚者 ， 他们相信婚姻的存续或解体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个体协商达成心愿 ， 也就是说相信“我的婚姻我做主”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的；而支持者显然没有那么理想主义 ， 他们或许体察到了婚姻作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延伸所具有的不可撼动的结构性力量 ， 因而认定所有婚姻都是有缺陷的 ， 需要通过实践中的调试、磨合、经营甚至治疗才能得以延续 ， 而这个过程中亲密关系之外第三方的介入可能起到关键性作用 ， 无论是政府、法院、咨询师还是相关服务机构甚至家庭 。 因此 ， 我们看到不同行业和学科对于“冷静期”的态度差异远比“前浪”与“后浪”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看到市场化以来作为家庭政策一部分的婚姻制度和法规条例所呈现的变化趋势 ， 戴慧思（Deborah Davis）称之为婚姻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倾向 ， 即更强调婚姻中个体的自主性以及彼此的自愿合约关系 ， 而婚姻制度中一向最看重的对于性忠贞的监督和对共有财产的坚持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 ， 这在21世纪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三个司法解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 黄宗智将围绕这些司法解释所引发的社会争议概括为个人主义的立法趋势与家庭主义的司法实践之间的张力 ， 这种张力在本次“冷静期”的争议中也有所体现 。
总之 ， 有关“冷静期”的争议揭示了不同人群在婚姻观上的多样化立场和态度分歧 ， 提示未来的婚姻家庭政策体系还有不断修订或完善的空间 ， 因此争议本身不是件坏事 。 至少人们可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 无论结婚还是离婚 ，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选择 。 因此 ， 婚姻作为一种制度 ， 也需要检讨其背后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的适切性 ， 以免使政策法规成为“不结果子的树” 。
城市青年“妈宝男”家庭权力关系——基于15个离婚案例的考察点
张晶 李冬梅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9期）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城市青年离婚率呈快速上升趋势 。 其中 ， 由于父母干预而导致的离婚—俗称“妈宝男”“妈宝女”类型的离婚案件受到公众关注；“妈宝男”婚姻困境更成为社会热议的现象 。 国内外学界关于“妈宝男”婚姻的讨论可归纳为两种取向 。 微观心理学取向从个人特质的形成、人格表现与特点来解释“妈宝男”婚姻危机的出现 。 “妈宝男”亦被称为“彼得潘”综合征患者 ， 以奇幻思维、自我迷恋和大男子主义为主要特征 ， 具有回避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成年后依旧与母亲保持共生状态 ， 个体难以驾驭自身的社会经济生活 ， 亦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 社会人类学取向从社会结构来探究“妈宝男”离婚现象形成的制度背景 。 阎云翔等认为 ， 长辈干预类型婚姻是一种特殊的个体化现象：本质上是为了自己孩子个人幸福而促成的个体化行为；“妈宝男”离婚现象背后的制度诱因是独生子女政策 。
以上两种不同取向视角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 其一 ， 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与微观心理分析之间存在明显的解释鸿沟 。 单一的人格或心理学分析不足以解释“妈宝男”离婚现象在近年来增多的情形 。 其二 ， 以往研究将“妈宝男”群体视为同一群体 ， 而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差异 。 其三 ， 既有论文仍然以代际关系为主要分析线索 ， 而相对缺乏对夫妻双方行为的理解和解释 。 其四 ， 研究资料的限制 ， 已有的研究资料来源较为单一 ， 多是引用媒介披露的极端案例 ， 缺少代表性 。 另外 ， 基于二手资料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笼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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