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离婚骤减5成,是政策“抬高门槛”还是上辈“垂帘听政”?|文化纵横( 三 )


至此 , 问题的重点不在于“离婚究竟好不好、继而有没有必要进行干预” , 而在于“当离婚成为婚姻不可避免的结局之一时 , 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 。 这就引出反对者的第二个灵魂拷问:离不离婚是自己的事 , 别人管得着吗?
▍焦点二:婚姻的私人性与公共性
与以往相比 , 21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加注重对隐私的保护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尊重 , 婚姻和家庭生活日益退回到私人生活领域 。 除了“明星”“老板”等特殊群体之外 , 普通人的结婚、离婚确实已归属个人和家庭的私事 , 旁人甚至邻居、领导、单位和社区都无权过问 , 尽管“逼婚”与“反逼婚”的存在说明婚姻的私人边界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清晰 , 然而针对反对者提出的离婚属于私事、国家管得太宽的质疑 , 结论是肯定的———国家真的管得着 , 而且从未中断过 。 也就是说婚姻同时还有另一面 , 就是它的公共性 。
事实上 ,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 , 婚姻都有其公共性的一面 , 因此 , 婚姻的缔结必须有见证人在场 , 传统社会中的婚礼就是这样一个“昭告天下”以获得婚姻合法性的场合和仪式 , 只不过现代社会中这种授予权被政府接管 , 当事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 , 只要有政府相关部门发放的“结婚证”“离婚证”就获得了合法性 , 从而受到相关制度法规的保护和约束 。 “扯证”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当事人将婚姻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公共管理部门 , 同时也享受到了制度带给他们的福利 。 因此 , 婚姻这个貌似越来越私人化的组织和模式 , 其实一直以来并未脱离国家的管制 。 除了亲密关系的承载方式以及再生产的工具之外 , 它的核心还是一种制度 。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及其相关政策 , 已成为国家治理中一个常用的手段 。 也正因如此 , 与婚姻家庭相关的每个政策法规的调整 , 都会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 因而 , 问题的重心也许不在于政府能否干预 , 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干预 。
社会学家谢宇在最近一次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报告中指出 , 经过十几年的家庭追踪调查和研究发现 , 尽管中国出现了与西方类似的第二次人口转型特点 , 包括单身和同居者增多、结婚推迟、离婚率上升、生育意愿下降等 , 家庭看起来更加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需求的满足 ,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 中国总体上依然是个普婚普育且离婚率相对不高的社会 。 只不过如今“门当户对”越来越受到重视 , 婚姻也日益蜕变成为社会经济地位敏感的单位 , 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人都能“结得起婚、离得起婚”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民法典中“冷静期”的出台 , 倒是看到了婚姻本身在这个时代的脆弱性与复杂性 。 但是 , 离婚问题归根到底是与结婚问题关联在一起的 , 单纯聚焦离婚率之高低并企图为之设置“栅栏” ,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缓解对于婚姻变动起到更重要作用的那些结构性难题 。 这些难题包括城乡、阶层、性别差异和分化带来的对于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影响 , 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离散和成员疏离的后遗症 , 以及个体与国家之间对于婚姻的功能定位和预期的南辕北辙……
因此 , 看起来更让人忧心的 , 不是离婚率的高低 , 而是结婚本身越来越丧失了正当理由 。 东亚一些学者针对日韩结婚率、生育率长期低迷的状态 , 提出“压缩的现代性”解释框架 , 指出家庭在这种急速变迁的背景下不再是一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 而是成为一种风险来源 , 因此不婚不育的“去家庭化”选择是现代社会中年轻一代个体为了规避风险而作出的一种理性逃离 。 其实中国目前都市社会中结婚年龄的一再推迟、同居比例的剧增 , 以及所谓“空巢青年”的大量出现 , 也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势 , 即使只是短暂的逃离 。 而从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看 , 这种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所谓“制度化的家庭主义” , 即随着全球化时代市场的挺进与国家的后撤 , 家庭成为公共领域中福利责任分担的重要伙伴 , 尤其是成为养老和育儿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 这些都使得婚姻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一项奢侈而沉重的选择 。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 若婚姻这种契约关系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 , 而回报却难以把控 , 甚至随时有可能遭遇破产的风险 , 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来说都免不了对其望而却步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离婚干预制度有可能导致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对那些更看重婚姻满意度的人来说 , 由于“冷静期”的想象增大了离婚的沉没成本而增加了结婚的机会成本 , 可能导致他们从审慎离婚走向审慎结婚;而对那些更看重婚姻稳定性的人来说 , 由于“冷静期”的蓝图降低了离婚的风险进而连带着降低了结婚的风险 , 可能导致他们从离婚保护的想象走向积极结婚的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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