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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济脑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科医生？


德济脑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科医生？

以下内容大多出自两年前上海德济医院神经心理科“德济心理”微信公众号的开篇之作 ， 之所以再次参考那篇旧文作为“精医论术”平台的开篇小文 ， 是因为作者觉得在这个话题上 ， 再也写不出比它更有深度的文章了（没有原因 ， 就是写不出来 ， 您可千万别瞎猜） ， 只好深度修改 ， 以飨诸君！
01关于临床理念
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上 ， 从无懈怠之念、从无懒怠之行！
精神科医生首先是医生 ， 首要关注病人的【自然人属性】：成长发育（如躯体、智力、人格等）、躯体健康/疾病等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背景；
精神科医生眼中的病人又是【社会人】 ， 不利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是精神疾病发生和滋长的土壤 ， 也是制约疾病预后的不良因素 。
包括成长环境（当下孩子们的成长环境越来越友好了么？）、家庭（婚姻、亲子、教育、代际关系）、职业、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社会-文化因素等等；
精神科医生相信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应有生物学病因（积极探索和研究ing……） ， 但我们也应相信并非所有被带到精神科诊室的问题都是疾病；
精神科医生会理解 ， 精神疾病的生物学病因（内源性因素）和环境背景因素（外源性因素）可以犬牙交错、互为因果 ， 所以不会用唯一的最“科学”的观点来解释疾病 ， 尽管我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专业培训都很“科学”；
环境因素（外源性因素）可以导致人们出现某种“教科书式”的疾病形式 ， 但精神科医生会仔细甄别 ， 具体分析 ， 谨防轻易地给人贴上疾病“标签” 。
因为 ， “教科书式”的疾病形式不一定呈现“教科书式”的疾病内涵、病程和转归 ， 此时“教科书式”的治疗方法不一定奏效；
精神科医生理解疾病的视角 ， 不应是割裂的“生物学派”或“心理学派” ， 而应是整合的“生活学派” ， 有位前辈（猜猜是谁？）说过 ， 精神科医生应该是个“杂家” ， 甚为认同 。
02诊断标准与诊断
精神科医生会理解 ， 精神科诊断标准之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大致类同于地图之与领土的关系 ， 诊断标准只是测量疾病的一把标准化的尺子 ， 不是用来代表疾病本身的（顺我者未必昌 ， 逆我者未必有病） ， 否则抑郁症病人就仅仅是“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的人”；
我们要严格遵照诊断标准做出诊断 ， 但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应远远超出诊断标准的范畴 ， 因为诊断标准是有局限性和“副作用”（side effects）的 ， 那种把诊断标准等同于疾病的观点（这恐怕已成为临床上一个“不经意”的普遍事实）是不恰当的；
很多情况下 ， 精神科诊断的确很难 ， 精神疾病的诊断缺乏效度（金标准） ， 诊断信度也不是那么好——业内有所谓“精神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学科”的说法 ， 这恰恰反映了诊断信度不佳的无奈现实；
精神科诊断依旧是科学的 。 尽管精神疾病多数情况下不能通过“客观”的实验室、脑影像学等检查手段来辅助诊断 ， 但精神疾病依然是可测量、而且是可重复测量的——诊断标准、心理测量、临床技能都是科学的临床测量工具 。
我们运用这些工具可以相对精准的测量精神疾病的“客观”指标 ， 即病患的“主观”世界 。 显微镜下的异常白细胞、CT胸片上的炎性改变是病理现象 ， 精神症状也属于可测量的现象学范畴（精神病理学） 。
03关于精神科医生的终极武器——精神检查
精神科医生会相信所有的疾病故事都藏在生活故事（有时候是“生活事故”）中 。 所以 ， 善于倾听病人的生活故事和疾病故事、善于用生活化、而不失专业逻辑和临床意义的语言去采集临床信息是测量精神科医师成熟度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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