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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离婚骤减5成，是政策“抬高门槛”还是上辈“垂帘听政”？｜文化纵横(12)


▍从亲子轴到夫妻轴：“妈宝男”离婚机制与理论反思
区别于以往研究将“妈宝男”婚姻或父母干预型离婚等同于心理或人格发展问题 ， 本文从权力关系的视角 ， 重新审视了城市青年“妈宝男”婚姻破裂的机制 。 “妈宝男”作为联结夫妻轴和亲子轴的中心点 ， 面临着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在资源、规范和行为三个层面的张力与冲突 。 第一 ， 资源在亲子轴和夫妻轴上分配失衡：子代夫妻资源相对平等 ， 对资源的占有相对独立；亲代则向下传递资源给子代 ， 作为回应 ， 子代“妈宝男”主动或被动地让渡家庭管理权力给亲代 。 第二 ， 在规范层面 ， 子代夫妻在性别观念和性别规范上的认知不相匹配或不相适应；“妈宝男”则对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控制与依赖关系持认同或反感态度 。 总体呈现出“妈宝男”与妻子、与亲代之间的认知不协调 。 第三 ， 在行为层面 ， 夫妻之间、“妈宝男”内部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化 。 面对亲代对子代夫妻家庭生活的弥散性监管和干预 ， “妈宝男”丈夫多采取主动认可或被动接受的策略；而妻子则试图通过建构新家庭空间的柔性抗争方式来促进家庭权力关系模式的改变 。 无论是主动认可型还是被动接受型“妈宝男” ， 在亲子轴和夫妻轴的张力和冲突中 ， 缺少适应和应对的意愿和（或）能力；最终 ， 婚姻在维系代际团结与建立独立新家庭的矛盾意向中走向解体 。
本文的研究发现回应了当代家庭关系转型的相关理论 。 学术界关于我国家庭关系发展趋势的争论仍在持续 ， “妈宝男”离婚案件印证了切尔林的判断：当前家庭正在超越夫妇家庭模式 ， 而重新走向复杂性模式 。 “妈宝男”离婚案件体现了新家庭主义核心议题的复杂性；以子代为中心 ， 且同时受传统家庭主义与个体化多重倾向影响 ， 亲代与子代在情感、经济与家务劳动等多个层面展开互动 。 一方面 ， 区别于阎云翔对父母干预型离婚案件的讨论 ， 本文发现 ， 在“妈宝男”婚姻中 ， 家庭主义的福利需求与资源分配模式普遍存在；亲代对子代的干预与监管常常以家庭整体利益为考量；维持稳定和完整的家庭仍然是被亲代和子代普遍认可的价值理想 。 这些均表明 ， 家庭主义传统价值观对现代家庭关系的影响仍在持续 。 另一方面 ， 子代个体化的倾向愈发突出：个体基于理性计算的工具主义行为逻辑贯穿婚姻的全过程；子代在面对强势的亲代时 ， 体现出有限的主体性 ， 拥有一定的异议或抗争空间 ， 并展开不同程度的策略性抗争 。 在如此复杂的家庭权力关系结构中 ， 作为家庭轴心的关键角色（如本文中子代丈夫）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 因此 ， 探究中国城市家庭的权力关系时 ， 应该着重考察作为家庭轴心的关键角色 ， 其意愿、能力、行为往往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家庭内部权力互动、融合或冲突的边界和效果 。 与此同时 ， 需重视这些关键角色在资源、规范、行为层面的系统差异并进行差异化类型学分析 。 唯有此 ， 才能解释在特定情境下 ， 新家庭主义在中国家庭中的具体表现趋势与实践后果 。 例如 ， 重返复杂性模式的家庭权力关系 ， 或可导致代际影响的重要性增大 ， 通过代际传递的社会不平等加剧 。
另外 ， “妈宝男”的离婚案件也充分体现了随着个人收入、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显著提升的女性独立意识 。 女性在夫妻资源层面实现相对平等 ， 在夫妻权力关系中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 也使其得以通过“家务劳动市场化”“建立独立居住空间”“进行夫妻伦理教育”等柔性策略来进行抗争 ， 并最终决定婚姻的终结 。 这说明了相对资源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 夫妻的收入差异、教育差异对中层家庭夫妻权力关系格局影响较大 。 但是 ， 女性的独立意识仍然受到诸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 首先 ， 在“妈宝男”婚姻中 ， 婚姻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始终存在 。 女性择偶时面临极大的年龄压力 ， 导致不少大龄女性在婚配过程中欠缺对男方性格及家庭成长环境的细致了解 ， 匆匆进入婚姻 。 也正因为婚姻市场对于离异女性的结构性歧视 ， 当这些女性在婚后意识到“妈宝男”问题时 ， 其所采取的首要抗争策略仍然是柔性的 ， 以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为前提 。 其次 ， 在婚姻实践中 ， 女性仍然面临夫妻性别规范认知上的不匹配与不对等 ， 难以从根基上撼动夫妻权力格局 ， 改变丈夫行为 ， 从而造成抗争的无力 。 可以预见的是 ， 伴随相对资源的提升 ， 城市家庭中妻子的有限抗争行为将会愈来愈普遍；与此同时 ， 夫妻相对资源的变化能否改变丈夫的性别观念 ， 促进夫妻之间的平权实践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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