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过程 ， 仅打了腰部麻药 ， 但我几乎都是清醒的 。 那种刺骨、钻心的痛 ， 让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 不过还算坚强 ， 没有哭闹 。 三次手术 ， 有一次失败了 ， 前后加起来住院大半年 。
回家后 ， 我腹部以下打了石膏 ， 不能站立、蹲坐 ， 只能平躺在床上 ， 像一具木乃伊 。
那一段时间 ， 我每天躺在床上看书、睡觉 ， 醒来又看书 。 我记得 ， 看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 ，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这样的书我也写得出来 。
拆掉石膏后 ， 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休息和康复训练 ， 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 。
两年后 ， 我去中学报名 ， 校方说我的学籍没有保留 ， 没有资格入学 。 从此失学 。
此后 ， 我经常给街道上的泥木工打下手 ， 去火车南站推板车 ， 藉此挣点小钱 ， 也算锻炼身体 。 喜欢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麻石台阶上发呆 ， 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
以前 ， 父亲在工厂上班 ， 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 每月工资五十几块钱 。 除了给家里的生活费 ， 他自己会留几块钱抽烟、喝酒 。 年轻的时候他过了一段时间的优越生活 ， 上过大学 ， 会唱英文歌、吹口琴 ， 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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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于1937年在青岛结婚 。
但父亲一辈子不得志 ， 晚年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躲在房间喝酒 。
他是统计学专业的学生 ， 对数字有种天生的热爱 。 哪怕后来潦倒不堪 ， 仍喜次记账 。 他的账簿里 ， 金额最少为一分钱（两担自来水） ， 次之两分钱（一盒火柴） ， 最多至五十四块五（每月工资） 。 每次买回一盒火柴 ， 他必定要数火柴根数 ， 并记在账本上备注：上次一盒总计九十五根 ， 此次一盒总计九十一根 ， 少四根也 。
上世纪六十年代 ， 父亲制定了一家人用粮计划安排表 ， 将全家每人每日安排的用粮数精确到两、钱、分、厘、毫 ， 比如我二哥每日的平均用粮数为13.9354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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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苦日子时期 ， 父亲为家庭成员手绘的用粮计划安排表 。 每人每天口粮之计量单位细分至“两、钱、分、厘、毫” 。
所以那时候我好奇地问过父亲 ， 一粒米到底有多重？
父亲似有些难堪 ， 但也告诉了我一种方法：先数出一百粒米或者一千粒米 ， 称出它们的重量 ， 再除以一百或者一千 。 我至今也没有算过 。
五十年一觉文学梦
十九岁时 ， 我认识了五十多岁的诗人彭燕郊 ， 并和他成为了忘年之交 。
那时候 ， 彭燕郊在长沙北区阀门厂做油漆工 。 我去工厂找他 ， 他把手套脱了 ， 我们偷偷地聊小说、诗歌 ， 以及梦想 。 有的时候 ， 我去他湖南省博物馆的家（他妻子在湖南省博物馆上班） ， 一聊好几个小时 ， 偶尔也在他家里吃饭 。
我在他家用手摇唱机听黑胶唱片 ， 读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 以及美国“嚎叫派”诗歌 ， 欣赏俄罗斯的绘画作品……尽管多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 ， 但我依然觉得很新鲜 。
每天 ， 彭燕郊从家里到工厂上班 ， 坐公共汽车要经过南门口 。 隔一段时间 ， 他会在南门口下车 ， 走到“倒脱靴”10号公馆 ， 给我送来新书 ， 并把之前借给我的旧书拿回去, 恍若地下工作者交换情报 。
那个年代 ，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 下乡当了知青 。 因为身体不好 ， 我留在长沙 。 一开始 ， 我进了长沙机床厂 ， 成为了一名合同工 ， 负责起吊机床部件 ， 几乎没有技术含量 。 对于我来说 ， 彭燕郊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书本 ， 更是对未来的希望 。 1978年 ， 恢复高考后 ， 很多知青参加高考 ， 考上了大学 。 我只有小学毕业 ， 没有办法参加高考 ， 于是一个人偷偷地写作 。 写的多数是那些困惑、悲伤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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