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精神科挤满抑郁症小患者:有家长认为孩子无需治疗只是“打得轻”( 七 )


由于缺乏亲密关系的滋养 ,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或许更多 。 据民政部2018年8月底的统计数据 , 中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 , 其中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7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 , 占全国总数的69.5%
11月23日 , 公益组织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发布了《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 这份报告的结果采用量表筛查的方式得出 , 结果显示 , 乡村儿童的抑郁检出率为 25.2% , 略高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 中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 。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周玉明曾参加一项针对乡村儿童的调查 , 选取了5099名年龄在9~10岁的乡村儿童 , 其中留守儿童3953人 , 他们的主要养护人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 其受教育水平大多为小学或未上过学 。 调查显示 ,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分别为15.6%和11.6% 。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 , 留守儿童发生抑郁、焦虑和行为问题的风险均高于非留守儿童 , 这与2018年的一项荟萃分析结果一致 。
周玉明说 , 由于基层儿童精神科医疗资源不足 , 农村儿童的轻症抑郁焦虑检出率比城市更低 ,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 留守儿童在多动、注意力不集中问题和情绪症状情绪问题上更为突出 , “由于养育人都是年老的祖辈 , 缺少父母的高效陪伴 , 留守儿童更容易低落、与同伴关系差、学习困难以及自伤” 。
“儿童青少年出现这么多的情绪问题 , 归根结底 , 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结果 , 是一种时代病 。 ”郑毅如是说 。
治疗困境
抑郁症与遗传有多大关系?目前很难说清 。 《沈渔邨精神病学第六版》中指出 , 在抑郁障碍的发病过程中 , 遗传学因素具有关键作用 , 但遗传学影响的作用方式十分复杂 。 一般认为 , 遗传因素可能导致了一种易感素质的产生 , 例如某种神经递质系统或其他生理功能的不稳定 。 而具有这种易感素质的人在一定环境因素的诱发下发病 。 较为敏感的人在较轻的环境因素影响下便可能发病;而不易感的人在极重大的环境因素影响下仍可能不发病 。
前述专著还指出 , 易感素质并不一定完全来自遗传 , 早年生活经历如童年丧亲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 梁红就指出 , 如果在人的幼年成长期 , 遭遇一些大的创伤事件 , 比如丧失经历 , 或者是比较大或持续的创伤事件 , 这类事件可能会对仍在发育的大脑产生影响 , 令孩子对环境和自我的解读产生偏差 。 如果孩子到了心身急剧变化的青春期 , 没有得到支持 , “会认为自己不够安全 , 自己不够优秀 , 自己不够可爱 , 不值得被人爱 , 最终导致情绪问题” 。
还有熟人作案的极端创伤 。 周玉明一直记得那个被性侵的小男孩 。 在小学三年级开始 , 男孩就持续遭遇大伯的侵害 , 但当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时 , 父母却不相信 。 后来男孩出现了重度的精神障碍 , 并对身边的人采取极端的态度 。 “把握不了与人相处的度 。 如果他特别认可你这个人 , 就特别崇拜 , 如果是陌生人 , 他就特别敌视 , 充满攻击性” 。
周玉明说 , 遭受性侵的男孩长大后 , 情绪不稳定 , 抑郁与躁狂交替出现 , 这是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 。 他还时常看到幻觉 , 自伤和自杀多次 。 男孩住院之后有所缓解 , 但创伤造成的影响将很难抹去 。
农村儿童的就医情况更不乐观 。 周玉明说 , 他在门诊接待的患者中 , 只有约10%来自农村 。 他推算 , 农村儿童获得治疗的比例可能只有5%左右 。 他还指出 , 这些少数的前来治疗的农村儿童 , 许多是严重智力障碍 , 或者孤独症、精神分裂症之类的严重心理障碍 , 已经影响到上学或危及生命 。 “农村孩子患有注意力缺陷 , 或情绪不好这种轻微的症状的 , 门诊中很难见到 。 ”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没有这类的小患者 , 很可能他们只是没有来看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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