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人数十年的患病经历和50位患者访谈的基础上 ， 卡普提出抑郁症是一种“孤立的疾痛/疾病” 。 虽然在书中卡普并未细分这一差别 ， 但为了分析抑郁症我们需要区分二者 。 二者的区分源自于凯博文：疾痛（illness）是指患者感知、体验、表达、处理疾病症状的方式 ， 疾病（disease）是指医学从业者将疾痛重铸为病理学的理论模式 ， 二者都是文化塑造的结果 。 从疾痛的角度 ， 即从患者主体经验来说 ， 抑郁症就是一个悖论 。 抑郁症患者非常渴望与人发生联结 ， 但是却失去了与人联结的能力 ， 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 已有研究表明 ， 与社会断联（disconnection）容易诱发心理疾病 。 然而 ， 只有在互动交往中 ， 人才能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 ， 如果失去与他人互动的机会 ， 我们的人性必将受到侵蚀 ， 情感紊乱就是后果 。 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情感障碍 ， 社交退缩（social withdrawal）既是病症的结果 ， 也是其特征之一 。
针对这种“孤立的疾痛” ， 现代医学将之视为疾病 ， 将富有意义的疾痛化约为吃药的问题 ， 这在作者看来是一种粗暴的还原 。 卡普本人就是抑郁症生涯转变的典型代表 。 在确诊之前 ， 卡普虽然常常感到心情低落 ， 但却从未考虑过自身患有抑郁症 。 随着失眠越来越加重后不得不就医 ， 医生给出了抑郁症的诊断 ， 并要求吃药治疗 。 卡普仿佛找到了多年以来困扰自己的症结所在 ， 积极配合医生 ， 数十年来吃了20多种药物 ， 最后不得不承认药物虽然有短暂的缓解作用 ， 但是却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 更糟糕的是 ， 他所服用氯硝西泮片具有成瘾性 ， 无法戒断 ， 这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焦虑与折磨 。
卡普与其他受访者一样 ， 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从克服对药物的抗拒 ， 到与医生协商治疗方式 ， 到采纳抑郁症成因的新说法 ， 再到认同医学解读范式 ， 最后对药物疗效的祛魅 ， 不得不接受与抑郁症共存的事实 。 患者在这一过程中患者不断重塑自我 ， 关系亲近的亲人也不得不重新面对患者作为抑郁症病人的新身份 。 对于亲人而言 ， 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改变患者的境遇 ， 但往往徒劳无益 ， 并且让他们也逐渐陷入情绪问题 。 这些都促使作者寻找其他阐释抑郁症的可能路径 。 正是因为人类会赋予世界一切事物以意义 ， 因此当抑郁症不可避免时 ， 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痛苦不会消失 ， 赋予抑郁症新的意义 。 作者所采访的50位患者不约而同地都对佛教产生兴趣 ， 他们发现“人生是苦”的信条对其十分有价值 。 这不能说是一个巧合 ， 而是因为佛教文化中蕴含了某些精神性（spirituality）要素能够给予患者力量 。
卡普认为医疗化、社会断联、后现代化造成的个人错位（personal dislocation）是美国抑郁症患者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 。 美国医疗化趋势诱导大众将情感痛苦看作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 ， 极大地增加了患者数量；过度个人主义文化鼓吹个人成就至上 ， 并削弱了个人与社群的纽带与责任感 ， 这一方面促使人们难以在工作中获得意义感 ， 另一方面难以在生活中获得情感支持；而后现代性塑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自我 ， 社会瞬息万变 ， 价值观变得相对化 ， 人们难以再锚定自我 。 这些都造成了分裂和病态的个体 。
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发生的故事与中国毫无关系 。 权威调查数据表明 ， 中国抑郁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6.8% 。 按此推算 ， 超过9500万的中国人在一生中得过抑郁症 。 抑郁症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 。 因此 ，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抑郁症 ， 避免走美国等西方国家证明有问题的老路 ， 如何发挥文化自主性解决中国本土的情感问题和心态危机 ， 《诉说忧伤》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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